宋朝时期,元宵节有多重要?元宵节曾被成为狂欢节

  很多人都不了解宋朝的元宵节,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。

  现代人定义一个节日的重要性,都是以放不放假、放几天假为标准。放假,放长假,那就是个好节日,大节日。

  古人其实也这样。

  所不同的是,我们元宵不放假,古人元宵不仅放假,还放长假。

  有多长?唐朝时,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,连续放假3天;宋朝时追加正月十七、十八两天,假期长达5天;明朝更爽歪歪,从正月初八至十七日“放灯十天”;到了清朝,“元宵假”又回归为5天。

  中国有很多传统节日,但古人觉得最嗨,玩得最野的节日,绝对是元宵节。

  除夕、元旦(春节)如今再重要,在古代远没有元宵重要。

 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得没错:宋朝人的新年真正的开始,要到上元灯节,也就是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这三天。这三天的庆典,具有狂欢节所有的表现特征。

  因为玩得太野了,古代元宵节直接被称为中国的狂欢节。

  怎么个野法?我们先来讲个故事,故事很短,但信息量很大。

  01. 故事

  故事出自宋元年间的话本《宣和遗事》,说书人的文字底本。说的是,北宋徽宗年间,元宵节,有个女子尽情游览了京城的花灯之后,已是深夜时分。

  该女子来到皇城端门,见门前摆着金瓯酒,一时酒兴大发,端起一大杯一饮而尽。喝完了,竟顺手牵羊把金杯塞进怀里,想偷走。

  这一幕被禁军卫士发现,一把将女子抓住押到宋徽宗面前。

  宋徽宗还没睡觉,他正与民同乐,欢度元宵,就问女子为什么要偷东西。

  该女子镇定自若,不慌不忙,当着皇帝的面吟诵了一首词:

  月满蓬壶灿烂灯,与郎携手至端门。贪看鹤阵笙歌举,不觉鸳鸯失却群。

  天渐晓,感皇恩。传宣赐酒饮杯巡。归家恐被翁姑责,窃取金杯作照凭。

  文艺范儿十足的宋徽宗听明白了,原来这女子是要偷个金杯作为证据,免得出来到大半夜,回去被公公婆婆责骂。

  “此金杯就赠与你了。”宋徽宗大喜,并命令卫士护送该女子回家。

  这名北宋女子可真够野的。但很多人觉得不够味,这有什么,逛夜场、爱喝酒、懂点文艺,这样的女青年,现在随便一座大城市的酒吧街,都能寻出一打两打来。

  不过要记住,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揣度古人的世界。

  这个故事其实大有门道。它包含了古代,尤其是宋代元宵节的所有重要因素,而且,这些因素仅在元宵节期间生效,过了这个节日就没了。

  到底是哪些因素呢?我用四个关键词来表述:深夜、皇帝、女人,以及诗词。

  02. 深夜

  女子窃杯的故事,发生在深夜。这一点很重要,是元宵节异于或高于其他一切节日的主要特征。

  跟我们现在夜生活泛滥截然不同,古人的世界里基本没有夜生活。

  古代官府一直试图管理老百姓的作息时间。早在春秋时代,统治者就有这样的管理理念:为了防止人们过分安逸,滋生邪念,从天子、诸侯到平民百姓,每个人的作息都要统一安排好。

  官府最怕的是夜幕降临。因为夜色中,对老百姓的控制难度趋大,很多违法犯罪也容易借此发生。所以,古代大多数时期都有宵禁的法令:夜幕降临后,城门就会关闭,居民区也封闭起来,如无要事严禁在街上晃荡行走,吃个宵夜、泡个酒吧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  犯了宵禁的人,受到的处罚也挺重,重则处死,轻则杖刑。

  宋代基本上取消宵禁制度,每天仅三更到五更这两个时辰禁止夜行。但这样宽松的时代,在历史上难得一见。其他朝代,均严格执行宵禁制度。

  比如唐代的长安城,一到黄昏就击鼓六百下,敦促在外行走的人各回各家,鼓响六百下后,城内坊门一律关闭。这时如被发现仍在街上行走,就是“犯夜”,将受到笞打。

  可见,宵禁制度是权力的表现之一。古人的世界被权力切割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,白天可以随意活动的区域,到了夜晚就成为禁地。

  有且仅有在每年元宵节的前后几天,官府才会解除宵禁。这就好比久在笼中的小鸟,那几天突然得了自由,人们的兴奋程度不亚于中大奖。

  元宵节在古代之所以倍受青睐,其实主要原因不在于这个节日有多少仪式,多少欢乐。说白了,这些都是附加在宵禁制度解除的基础上。最关键的一点,就是宵禁的解除,大家可以外出体验真正的夜生活。

  古人过元宵节疯到什么程度?

  举个例子,宋朝人除了看灯,逛街,就是外出喝酒,喝得醉醺醺的,才想到要回家。酗酒所产生的混乱局面,居然在当时催生了一个仅在元宵节出现的职业:一些人在夜阑之后,举着小灯“扫街”,往往可以捡到醉酒人遗失的金银首饰,收获颇丰。

  03. 皇帝

  故事中,出现了皇帝与“女贼”的对话情景。要是在别的时间点,出现这么离谱的描写,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只是小说家言,但放在元宵夜,这事并非不可能发生。

  史载,北宋徽宗年间,皇室在皇城端门前摆出御酒,叫“金瓯酒”。无论男女老少,还是富贵贫贱,元宵节期间都能到端门下受赐御酒一杯。“女贼”喝的正是这种金瓯酒。

  我前面讲过古代宵禁制度之严苛无情,到了元宵节期间,却遭到了短暂的解构。谁这么大胆,对权力进行挑战?

  答案只有一个:这是皇帝默许甚至带头执行的结果。

  早在隋朝,正月十五夜,城市已是“不夜城”。当时人柳彧在一封给隋文帝的奏疏中说,元宵夜锣鼓喧天,火光照地,人戴兽面,搞什么歌舞表演、奇装异服、男女混同,成何体统?他请求皇帝禁止正月十五的侈靡之俗。

  隋文帝表面同意了,但并未采取具体行动。后面的皇帝也都知道,狂欢的传统禁不住,堵不如疏,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大搞亲民秀,与民同乐,宣扬天威。

  宋徽宗时代,元宵当晚,皇帝要亲临宣德楼或端门看灯。于是,御街两旁拥挤的人群,在观看百戏和花灯表演的同时,也能隔着一层黄色的丝织品看到皇帝神秘的面孔。

  正月十六早上,皇帝会再次出现在城楼,如果人们不是过于疏懒或是晚上喝醉了酒,只要能足够早地起床赶到宫门口,会看得更加清楚。

  宋代文人经常讲“仰瞻天表”,指的就是普通百姓在元宵节期间近距离观看皇帝(天子)容貌这件事。要知道,这在古代中国,几乎是破天荒的事。

  皇权时代,皇帝至高无上。任何未经许可对皇帝身体的触碰,甚至凝视,都可能构成弥天大罪。只有元宵节,成为例外。老百姓可以在此时观看和凝视平时神秘莫测的皇帝。

  皇帝带头参与元宵节活动,让这个节日变成真正的官民同乐的庆典。

  北宋年间,开封府尹一到元宵就要出来会见民众。期间,随从跟在首都市长身后,背着一个大布袋,里面装着零钱,遇到在京城做生意的商贩,便给他们派钱。每人数十文,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。

  有些皇帝为了做出与民同乐的姿态,更是拼了,因赏灯烧毁皇宫的事屡有发生。1514年,明武宗朱厚照在乾清宫过元宵,宫前张灯,花样翻新,不顾及安全,结果灯火烧到殿宇,把寝殿乾清宫都烧光了。

  04. 女人

  女子窃杯故事中,最亮眼的地方还在于,故事主人公是个女人,而不是男人。

  古代女子基本上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。不要说晚上了,白天都鲜有出门游玩的机会。

  元宵节期间,上街观灯、游玩突破了男女大防,使她们获得了暂时的人身自由,能够走出闺门,尽情欢娱。

  有一年元宵节,司马光的夫人想要出外看灯,司马光问:“家中点灯,何必出看?”夫人回答:“兼欲看游人。”司马光反问:“我难道是鬼吗?”这个段子很能说明,元宵夜的很多日常禁忌都被消解掉了。

  因为女性获得加入元宵节活动的权利,这个节日才显得特别人性化。男女同处于一个公共空间,为彼此提供了寻觅意中人的契机。不少经典的古诗词以元宵节为背景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  北宋词人欧阳修的《生查子·元夕》一词有云:

  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

  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。

  这首词表达了元宵夜不能再见意中人的遗憾。

  南宋词人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一词,更是把元宵节观灯时见到意中人的欣喜与激动描写得淋漓尽致:

  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,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

  蛾儿雪柳黄金缕,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、灯火阑珊处。

  难怪元宵节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。

  正如台湾学者陈熙远在他的文章《中国夜未眠——明清时期的元宵、夜禁与狂欢 》中所指出的:

  百姓在“不夜城”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,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,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、惯性的时空秩序——从日夜之差、城乡之隔、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。事实上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与嘲弄,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。

  说白了,这个节日带有身心解放的性质。

  05. 诗词

  故事中,偷窃被抓的女子最终获得皇帝赦免,正是因为该女子关键时刻吟诵了一首词,对了文艺皇帝宋徽宗的胃口。

  连“女贼”都这么高雅,动不动就口飙诗词,无形中为元宵节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。

  我们当然可以说,宋朝文化发达,宋人好有文化。但是,这种发达的背后,是否也潜藏着一些问题呢?

  众所周知,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,文人不仅地位高,而且待遇优渥。宋太祖玩杯酒释兵权时,曾说过,人生如白驹过隙,不如多置歌儿舞女,日夕饮酒相欢,以终天年。

  开国皇帝的讲话精神,影响深刻,使得宋代文化观念向富贵、金钱和娱乐等世俗的人生价值转化。

  具体到元宵节,更是人人沉醉于这举国欢庆的狂欢之夜。

  宋庠、宋祁兄弟俩是北宋名臣。宋庠听说弟弟宋祁在元宵夜“点华灯拥歌妓醉饮”,就派人对他说,弟弟你忘记我们当年元宵节一起吃齑饭、艰苦奋斗的日子了吗?

  没想到宋祁回了一句:哥哥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当年元宵节一起吃齑饭、艰苦奋斗,是为了什么吗?

  言下之意,还不是为了今日的荣华和享乐?

  在这种思潮影响之下,无论国家对外局势如何不堪,北宋君臣时时利用元宵佳节制造太平盛世景象。方法除了前面提到的张灯结彩,与民同乐,还有就是宋人最拿手的好戏——填词。

  宋朝有一类词叫元宵词。在元宵词中,歌颂盛世是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的写作主题。连皇帝也直接参与元宵词的创作,据统计宋徽宗现存的元宵词至少有5首。

  一直到靖康之难发生的前夕,整个国家还沉浸在盛世幻象里。

  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,与北宋推行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。史载,宋太宗曾直言:

  国若无内患,必有外忧,若无外忧,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,皆可预为之防,唯奸邪无状,若为内患,深可惧焉。帝王用心,常需谨此。

  这段话说出了北宋统治者的治国方针:不以外患为威胁,而注重对内的统治。直到宋徽宗时期,仍有朝臣上书说:“中国,内也;四夷,外也。忧在内者,本也;忧在外者,末也。”

  正因为把“安内”看得比“攘外”更加重要,北宋皇帝极其注重元宵节全民狂欢对于纾解百姓日常怨气的功能。这也是北宋的元宵节在历朝历代中最获重视的原因。

  来啊,快活啊,狂欢啊,盛世啊,反正有大把时光。

  当时朝野对日益临近的外族入侵的灭顶之灾,浑然不觉。

 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,外族袭来,北宋连皇帝都被抓走了。盛世覆灭,宋室南渡,唯有无名氏的一首悲歌,道出了昔日元宵节狂欢的不可持续性:

  真个亲曾见太平。元宵且说景龙灯。四方同奏升平曲,天下都无叹息声。

  长月好,定天晴。人人五夜到天明。如今一把伤心泪,犹恨江南过此生。

  再后来的事我们也知道了,历史悲剧在南宋末年重演。

  在欢饮达旦的元宵庆典中,皇帝与文人士大夫对潜藏的灰犀牛事件视而不见,终于酿成亡国之痛。

  而当年,那些人歌颂盛世有多欢快,如今面对现实就有多悲彻。

  两宋元宵盛况,到此终成梦一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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